疫情让我们重新审视医疗

编者的话: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全国医护人员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疫情既是危机,也是反思的良机,及时找出疫情暴露的短板,从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从医学领域来讲,疫情带来的改变既直观又直接。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顾晋:

感染科建设应受重视

近年来,肝炎、艾滋病等传统传染病的发病率有所下降。承担传染性疾病防治工作的感染科,人员、设施和设备相对闲置,在一般综合医院中的存在感并不是很强。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一下将感染科推到台前,同时医疗资源储备不足的问题也逐步显现。

目前大部分医院里,感染科工作并非全部由传染病相关专业的人负责,而是主要由呼吸科、急诊科、重症科、内科等的医生来担任。有些县域级医院甚至没有感染科,更别提专业的医护人员。在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时期,一些医院只能抽调更多其他科室的医生、护士来缓解专业人员短缺的问题,多数医护人员边学习边“战斗”,从对传染病的认识、防控,到上报、转诊流程等,都是在挑战中进步。

新冠肺炎的暴发,让人们对感染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院是接诊患者和防控传染病的窗口,只有第一时间规范接诊,并有效隔离患者,才能及时控制传染病的蔓延和暴发。面对或将与人类长期共存的新冠病毒,医院管理者应在科室建设方面有更长远的打算:相关科室人员专业素质要过硬,紧密结合发热门诊,熟知发热病人的分诊、送检、转运、护理、救治等工作流程;科室硬件建设要科学到位,如影像、检验等独立的设备,肝炎病区、肺炎病区等独立的病区建设。新的传染病防控趋势也要求公共卫生管理做出改变。比如,国家层面应出台规范,推动各地建设标准化发热门诊、传染病医院及感染科室,强调传染病防治在公共卫生防控中的作用;适当调整传染疾病相关科室的运营机制与专科医生的技能评定标准等。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江滨:

强基层才是防疫堡垒

本世纪,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等新型传染性疾病,给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我国也不例外,对基层医疗更是一次“大考”。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基层医疗机构发挥了巨大的兜底作用。基层医疗机构承担了大量工作,如挨家挨户核对人员信息、管理隔离人员,以及定期为慢病患者复查、送药上门等,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基础保障。

同时,基层医疗也暴露出一些不足。目前,基层医疗机构普遍缺少传染病防控意识和相应机制。疫情初期,患者涌向人流量大的三甲医院,难免造成不必要的交叉感染。即使医院规模再大,医疗资源也是有限的,若不从源头上控制疾病扩散,终会难以满足大众需求。正因如此,疫情初期武汉各大医院才会出现一床难求的现象。若从一开始患者就通过基层医院这一“堡垒”进行筛查、治疗,很大程度上能避免患者聚集造成的交叉感染。

近些年,我国一直在加强基层医疗改革力度。此次疫情又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强化基层医疗,不能少了传染病防治。要想充分发挥基层医疗应对新发传染病的“堡垒”作用,就要把基层医疗机构做强,这样即使新发传染病再次来袭,也不会造成大面积流行。具体来讲,有3个方面:

做好人员培训。对基层医疗机构全员进行传染病培训,确保每一位医护人员都熟知传染病的基本知识,了解不同类型传染病的筛查路径,熟悉患者转诊、隔离、上报等具体流程。

加强设施建设。我国基层医院的设施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在传染病防控方面仍较弱。建议基层医疗加强相关设备、设施建设,常备防护物资,设立专业的传染病房,以备不时之需。

时刻保持警觉。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对传染病疫情的规范报告意识。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基层医疗工作者就是疾病防控前线的“兵”,要时刻保持警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葛均波:

歌颂医者不能只在疫情期

这场始料未及的新冠疫情,令医护人员的形象再次高大起来,人们感恩医护人员舍生忘死的付出,各地以最高礼遇迎接援鄂医疗队,很多小朋友表示未来想成为一名医生……每当看到这些,我们医生都十分欣慰和感动。然而,很多时候,医患关系并没有如这段时间那么融洽,暴力伤医现象仍旧存在,要想医患关系得到根本改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不难发现,很多医患纠纷的背后是“谁来支付医疗费用”问题。如果病人及家庭的医疗负担太大,医患关系就很难和谐。在一些国家,医保能解决所有费用问题,因此医患矛盾不是很大。近年来,为了减少患者医疗负担,国家实行了药品招标,但解决支付问题才能真正缓解医患矛盾。

此外,基层医疗力量薄弱也是发生医患纠纷的原因之一。很多患者习惯到大医院看病,导致“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的局面,患者就医体验差,矛盾就在所难免。其实大医院门诊中,七八成疾病都能在基层医疗机构得到解决,如果实现真正的分级诊疗,让小病、轻病、慢病尽量在社区解决,就能减少医患纠纷。我认为,基层要重视全科医生的培养,他们是公众健康的第一道守门人,可以提倡健康生活方式,有利于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力衰竭等慢病在社区解决,指导疑难重症患者到大医院或专科医院就医。

从此次疫情还可以看出,慢病管理可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开展随访管理,避免病人去医院排队,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我建议,对于需要长期用药的慢病患者,实行大处方、大包装管理,比如开发3个月的药品剂型,免去患者的奔波,省钱省力、节约环保。若患者病情发生变化,可通过网络及时联系医生,寻求进一步就医用药指导。

每个医生都希望治好病人,但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生也不是神仙,不可能解决所有病痛。促成医患和谐还需更多的理解,媒体等要让老百姓知道医学的局限性、复杂性,消除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等。我们不能只在疫情期间对医者歌颂和赞誉,医患和谐才能“双赢”。

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院长张国刚:

医护薪酬建设要长期推行

一直以来,国家都十分关注医护人员的绩效薪酬体系建设。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两个允许”(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不仅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待遇,还做了大型公立医院绩效改革方案。在今年特殊的疫情背景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还为广大的医护人员提供了临时性的疫情补助,保障了医护工作者的权益。

但总的来说,我国医护人员的待遇并不高,西方国家平均水平是我们的3~5倍。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尊重,就容易滋生药品回扣、过度医疗等不良现象。在过去的体制下,以药养医现象严重,就是因为医生待遇太低,导致过度医疗,变相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进而产生医患矛盾。后来,国家出台了药品耗材零加成等政策,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医生的价值。但按照当下医生的实际付出和国际惯例,医生的薪酬体系建设还要继续推进下去。

国家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让医保、商保、社会捐赠等积极参与、有力补充,最大限度地体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保障医护人员待遇和价值,让医者回归职业本身,不承担过多的营收压力。如此一来,很多医患矛盾也就迎刃而解。2003年抗击非典后,医护人员形象一度很好,医患矛盾得到缓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老百姓对医生的形象也有了很大改观。为了不让感恩医者昙花一现,需要长期、可持续性地推进医护待遇建设。▲(本报记者? 雷妍? 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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